2013法律硕士模拟题a3

一、单项选择题
  1. D 2.D 3.B 4.B 5.B 6. D 7. C 8.A 9.B 10.C 11.D 12.D 13.B 14.C  15.A 16.C 17.D 18.B  19.C 20.A 21. C 22.A 23.B  24.D 25.D 26.C 27.A 28. B 29.C 30. C
  二、多项选择题
  31. ABC 32. AD 33. ABCD 34.ABC 35. ABD 36. ABC 37. BCD 38. ABCD 39.AB 40.ABCD 41.BCD 42.CD 43.BD 44.AC 45.ABD 46.ACD 47.AD 48.BC 49.ABD 50.ACD 51.AB 52.CD 53.AB 54.ACD 55.BCD 56.ABD 57.ABD 58.BC 59.ABD 60.BCD 61.BC 62.BC 63.ABCD 64.AB 65.AD 66. ABCD 67. ABCD 68. BCD 69. ABD 70. BCD
  三、案例分析题
  71、(1)许、刘二人的行为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条、119条第1款的规定,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交通设施,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破坏交通设施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交通设施,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或已经造成交通工具倾覆、毁坏的行为。由此可知,只要对交通设施的破坏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至于倾覆、毁坏的严重后果是否发生,涉及到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实害犯形态能否成立的问题,与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危险犯形态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中,许、刘二人将两根枕木放置于铁轨上后,原则上就存在足以造成火车倾覆、毁坏的危险,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2)不能认定为成立犯罪中止。许、刘二人将枕木置于铁轨上后,如上所述,即已形成火车倾覆、毁坏的危险,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危险犯形态已达到了既遂状态。尽管许、刘二人又自动排除了危险状态从而避免了实害结果的出现,但基于此种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发生于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危险犯形态达到既遂状态以后,故而不能成立犯罪中止。
  72、(1)梁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并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形下部分履行合同,诱骗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12万元,数额巨大。
  (2)周某与梁某构成共同犯罪。周某事前已知梁某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并诱骗对方履行合同的事实,仍然积极参与了销赃的全过程,并参与了分赃,属于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
  (3)李某构成了收购赃物罪。李某在明知收购物品为骗来的情况下,采用畸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压价收购,属于故意购赃行为,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73、(1)该买卖合同为可撤销合同。本案中,张某与李某之间签订的标的为《兰亭序》正本的买卖合同,由于《兰亭序》正本我国早已失传(据史料记载,只有唐朝李世民皇帝的陵寝中可能藏有--编者注)。张某为文物收藏家,明知《兰亭序》正本在我国已经失传,而谎称有《兰亭序》正本,故该行为为欺诈行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为可撤销合同,由于该买卖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故为可撤销合同。
  (2)由于该买卖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因此,李某是否可以向张某主张损害赔偿,关键要看李某是否在法定1年除斥期间内主张撤销权,如果李某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撤销权,则该买卖合同转化为无效,李某可以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张某赔偿李某基于达成买卖合同所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李某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则该买卖合同一直有效,此时李某无权要求张某赔偿损失。
  【精解】本案例涉及的法条主要有:《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第52条(无效合同)、第54条(可撤销合同)、第55条(撤销权的行使)。本案例较为简单,只要掌握了解撤销合同,就可以迎刃而解。
  74、(1)杜宝田所立的两个遗嘱均为无效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可以在危急情况下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遗嘱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本案中,杜宝田生前所立第一个遗嘱为口头遗嘱,但此时并不存在危急情况,故该遗嘱需要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医生刘甲可以作为见证人,但杜铁的妻子不能作为见证人,故该遗嘱因缺乏形式要件而无效。
  四、论述题
  75、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对国家权力而言,隐私权具有防御的性质。隐私权是对特定人固有事项的保护,因此具有专属权利的性质。隐私权又是对个人情报的管理与控制权,因此又具有请求权性质。与隐私权的权利性质相适应,宪法保护隐私权的具体内容包括:个人私生活秘密不受侵犯,个人私生活自由不受侵犯,自我情报的自律管理权。(5分)
  一般地,隐私权是公民人格尊严权的重要内容。公民的人格尊严权是属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身自由是人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权利,人身自由构成自由权的核心。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保障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身自由的价值能否得到尊重以及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定。而隐私权也构成人身自由的基本内涵,把隐私权作为人格尊严权及人身自由权的重要内容,表明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公民在自己的私生活领域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作为权利主体就不可能享有完整的人格权。(5分)
  我国宪法条文中尽管没有保护隐私权的专门规定,但从宪法的基本精神与有关规定中可以找出宪法保护隐私权的依据:第一,从一般学理解释看,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中包含了保护隐私权的意义;第二,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宪法规定是对隐私权的一种具体保护;第三,其他部门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是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5分)
  作为人格尊严权的一种,隐私权并不是绝对的,其权利有相对性。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但同时也有权力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的程序限制隐私权,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如应当对政府官员、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加以适当的限制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隐私权受侵犯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些部门法保护隐私权的规定仅停留在原则层次,不仅散乱,而且缺乏操作性,使受害者无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对此宪法学需要采取相对措施,为隐私权的充分实现提供宪法上的依据。(5分)
  76、1.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各诸侯国相继开始公布成文法,保护私有财产。当时主要的公布成文法活动有:(1)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国家权力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把法律铸于鼎上,一方面强调国家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显示法律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不能随便更易。(2)竹刑。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这是属于私人著述,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不具有法律效力。后来,郑国的执政者杀害了邓析,但接受了他竹刑。竹刑于是转化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3)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的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6分)
  2.围绕成文法的公布,新旧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新兴地主阶级坚决要求将成文法公布于世,以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种种权利。而旧贵族为垄断法律,强烈反对公布成文法。 (1)郑国子产铸刑书,遭到晋国以叔向为代表的旧贵族的反对。叔向认为:民众知道法律以后,就会不敬重上司,就会为蝇头小利而抛弃礼仪而争执不休,社会秩序将会大乱。子产针锋相对地回答:铸刑鼎是郑国目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其目的正是试图以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挽救国家的危亡。此后,晋国铸刑鼎又遭到孔丘的反对。孔丘认为,成文法的公布破坏了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老百姓以鼎上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就会不再尊敬贵族,没有了贵贱等级制度,就无法治理国家了。孔丘的论调和叔向如出一辙。但叔向停留在公布成文法的行动本身,而孔丘则更进一步地论及了公布的成文法的内容。(6分)
  3.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1)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传统的法律观念、传统的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2)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3)成文法的公布,也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4)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为战国时期及战国以后封建法律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8分)
  77、"法制"与"法治"既有一定区别,又有紧密联系。二者是不相同的概念,但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又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
  (1)"法治"与"法制"的主要区别在于:法治表达的主要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而法制主要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法律和制度的简称。现代法治概念比法制有更深刻的政治含义,法制属于工具操作范畴,是为政治服务的,没有民主可以有法制,法制仅仅表明特定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其他各种制度的法律制度,有时甚至是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但是,在法律的这种存在状态中,法律还不是行为主体服从的最高权威,恰恰相反,法律还只是某个权威所运用的一种工具,一个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法治则属于政治理想的范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治。法制关注的焦点是秩序,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至上权威,表明在特定的社会中法律就是最高权威,公民、团体和政府必须依从公认的法律规则行事。
  (2)法制和法治又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只有在依法治国思想指导下,才有可能建立和健全法制;另一方面,只有建立了完备的法制,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使依法治国的主张得以实现。如果没有法治思想的指引,就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反之,如果没有法制的保障,法治也只能是一个空洞的主张,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法制状态虽然不能直接导致法治,但法治状态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作为基础。从法制向法治的过渡,需要民主政治的确立和法律权威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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